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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可——从化学实验室走出的音乐家
【来源/作者】岳小雨 【更新日期】2017-09-25

一步一歌五十二载,歌歌唱不尽山青水秀故园美; 一朝一曲三个代表,曲曲道不完国富兵强万民情。今天小编和大家一起重温历史,在国庆盛典即将来临的时刻,感受化学和音乐摩擦碰撞出的魅力火花。

在中国新音乐史上,这是一个奇迹。一位河南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,未进过正规的音乐院校深造,却写出了《南泥湾》、《夫妻识字》、《白毛女》、《我们是民主青年》、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、《陕北组曲》、《小二黑结婚》等脍炙人口、久传不衰的音乐作品。同时,他还坚持音乐理论研究,撰写了《中国民间音乐讲话》、《时代歌声漫议》等音乐专著及《新歌剧及旧传统》、《正确对待戏曲音乐的推陈出新》等一百余篇论文。音乐创作与理论研究双璧生辉,为中国新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他还涉足文学领域,写剧本、歌词,并用散文笔调写出了近二十万字的《冼星海传》及一些音乐文学散文。

实验室走出的音乐家

他,就是我国当代才华横溢、饱享盛名的著名作曲家、音乐理论家、音乐教育家、作家、河南大学的优秀学子——马可。

马可1918年出生。自幼喜欢音乐,上小学时,曾用高粱秆等自制音乐玩具,自娱自乐。进入中学后,他喜欢上了数理化,学习勤奋刻苦,193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。入学后,他拼命读书,整天“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,梦想做一个发明家”,以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。但是,就在他进入大学三个多月的时候,北平爆发了震动全国的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开封学界积极响应,学生们走出课堂,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。马可参加了河大的游行队伍,他们喊着口号,到省政府请愿。可是,省政府却紧闭大门,森严戒备,学生们一怒之下涌向开封火车站,要求直接去南京,向中央政府面陈。没有火车拉他们去,他们占领了车站,万余人横七竖八地躺在铁轨上,马可后来回忆说:“我们许多同学到车站去参加卧轨请愿的运动。我们唱着歌,忍住了寒冷和饥饿,鼓起了革命热情。”“对我来说,革命歌曲给我上了革命的第一课,它把我这个不问政治的好学生从实验室中拖出来,唱着‘工农兵学商,一起来救亡’参加‘一二·九’运动。”

不过,这时的马可仍在做着“科学救国”梦,“卧轨请愿”之后,他又回到了他心爱的试管和烧瓶中间。到了1936年秋,已是河南大学化学系二年级优等生马可,在钻研化学的同时,突然对作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到图书馆借回几大本《音乐入门》、《作曲法》之类的书,翻看了一遍后便试着作曲了。他找了一个漂亮的本子来辑录自己的习作,取名曰:牙牙集。喻自己在作曲方面正牙牙学语之意。他的音乐创作由此起步了。白天,他在教室专心听课、在实验室里专心做实验,晚上作曲。有时夜深了他躺在床上还哼哼呀呀地唱,惹得同屋同学把他赶进洗澡间里关了“禁闭”。在洗澡间里他倒自由了,干脆大声地唱,唱了改,改了唱,优美的歌声反而吸引了他的同学,他们把他从洗澡间里放出来,央求着要学唱他新写的歌子。得到同学们的认同、喜欢,他作曲的劲头更大了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,马可发起组织了河南大学“怒吼歌咏队”,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歌咏运动。恰在这时,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率领上海抗敌演剧二队到了开封,住进了河大礼堂。他们在开封紧张活动十来天,马可带领“怒吼歌咏队”一直跟着冼星海参加了各种救亡歌咏集会,成了冼星海开展歌咏活动的得力助手。马可还大胆地拿着《牙牙集》请冼星海指教,并讨教作曲技巧。冼星海选了其中一首二部合唱《保卫我们的平津》做了技术上的修改。这使马可十分激动,他在修改稿的眉头上恭恭正正地写道:“1937年9月10日,承冼星海先生指正并改作。”这在马可的音乐生活中,是一件永远值得纪念的珍品。

可以这样说,马可音乐创作的真正起点,是在“七·七”事变发生以后。在挽救民族危亡斗争的感召下,在聂耳、冼星海等革命音乐家的影响下,特别是受到冼星海的言传身教后,19岁的马可毅然抛弃了“科学救国”的幻想,彻底告别了试管和烧瓶,走出了实验室,走出了河南大学的高墙深院,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,踏上了以音乐为职业的革命道路。从开封到武汉再到延安,一首首富有时代特色的革命歌曲从他笔底流出,传唱在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;他还担负了许多领导职务,为中国的新音乐事业殚精竭虑,贡献了毕生精力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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